(26)同前注⑤，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书，第122-123页。

例如，因为一个人的财产是否被盗，身体是否被伤害，我们通过感官就能对其进行判断，所以，在个人法益被侵害的场合中，刑法通常可以直接规定，故意杀人的，处以刑罚。(50)其理由在于，国家若欲处罚累积危险行为，要么只能通过主张这些行为会大量频发来论证可罚性，而不考虑各个具体行为能否侵害法益，要么只能主张许多违反规则的行为相加会导致法益被侵害。

(30)参见徐祥运、刘杰：《社会学概论》(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0-201页。其二，保护国家基本架构的集体法益，具体包括各种国家制度。只是说，这种累积危险行为的对象毕竟是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中的野生动物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累积的危险量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行为属于危险性相对轻微的类型。如果行为完全没有危险或只具有极其轻微的危险性，则我们不需要将其纳入刑事处罚范围，也不需要考虑行政管理秩序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的问题。(一)对集体法益的反向排除 根据法益论的基本原理，真正的法益虽不需要具有外在的具体现实性，但必须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价值的可被损害的现实存在。

根据目前的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法院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这并不存在问题。(48)参见[德]Claus Roxin：《法益讨论的新发展》，许丝捷译，《月旦法学杂志》第211期(2012年)，第271页。我国的社会发展、治理状况表明，中国也需要具有形式特征的法律，发挥其实用功效。

(53)英国法学家拉兹等学者也认可这些形式特征，以其作为法治的构成要素。(26)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Routledge,2008,p.19. (27)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相比较而言，法理言说注意到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问题，也努力去表达这一点。在面对多元差异的世界时，这一立场有利于进行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从他者的视角看问题，倾听他者、理解他者。

这些不同的价值主张相互言说、讨论、辩驳甚至冲突等，既使我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从而推动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也存在使社会团结丧失、社会信任消失从而有害于社会本身的风险。从历史看，专业化发展是社会进化的产物，受制于整个社会整合。

(57)参见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27页。⑥以此方式进一步建构法教义学体系，使法学成为法律科学并达致成熟，摆脱法学是一门幼稚学科的指责。③参见邓正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24～246页。这可看作追求法律不可随意支配性的初步尝试。

尽管其中不少研究或许很精彩，但也正是在个案的关注中遗失、消解了中国的主体性。至于到底哪些法律形式适合我国社会，要留待实践检验。值得关注的是，苏力教授近年主要借助于以家国天下为核心的传统文史概念，从地理、伦理、军事、语言等各方面考察对农耕中国的形成至关重要的制度，从历史方面对当代中国的规范宪法学、宪法教义学，以及不加反思移植西方国家宪制理论的做法进行反击。当然也包括各种非成文规则。

但察之于现实，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并没有重大进展，这固然有包括话语权争夺在内的权力斗争等外部原因，但是我们自身的思考、言说等主体性形成方法、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部原因，其中关键是无力对中国主体性的可欲性的第二个方面，即普遍的可接受性进行反思。(38)两相比较，这典型地体现了大致相同的法律经验、不同的想象力对于中国主体性的不同揭示。

在此过程中，专家的专业知识只是对公共生活的建议，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批判，才可能有效。对于这种表达，先贤管子的话——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63)——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因此，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的，法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现代经济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媒介，另一方面是生活世界中日常沟通的媒介，使得后者的要求贯穿到前者并反馈回来，从而起到充当生活世界的要求和社会系统运作间循环转换器的作用。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具有这些形式特征的法律，破除一元化僵化的以及等级性的恣意性的道德世界观及其秩序，从合法律性维度思考人的行为的正义性，认为正义就是服从国家的规则，(59)而不考虑人内心的善恶。(32)参见[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页。既包经济、政治等功能性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等规范性的因素。(47)See Roy Bhaskar,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Routledge,2009,p.121. (48)Vgl.Jürgen Habermas,Der Universalittsanspruch der Hermeneutik,in:Jürgen Habermas u.a.(Hg.),Hermeneutik und Ideologiekritik,1971,S.154-159. (49)See 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Routledge,2008. (50)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60～566页。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依据等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即同整体性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

(61)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这种文明将对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做出新贡献，恢复并展现中国、中国人的尊严。

关 键 词：法理学  主体性  内卷化  想象力  欲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理学从改革前的政治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确立学科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获得了繁荣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实践影响。这种共识既可能是强意义上真实的，即不排除多元价值经充分对话与商谈后人们实际上达成共识。

同时也包括法律的形式方面，依据表达普遍利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两条标准相结合，可判定某一法律形式是否适合我国，是否应当追求。

进入专题： 主体性 内卷化 想象力 。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各种方法论、思维论研究等自不待言，因为尊重现行法律规范是其理论的基础或前提。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分化的社会，各领域有自己运转的内在逻辑，继而形成分门别类的专业知识系统。那么，当代中国法理学在主体性发展上是如何陷入内卷化的？为何会陷入这种内卷化？又如何克服这种内卷化？本文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来进一步推动对中国法理学主体性及中国主体性发展问题的思考。

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4页。(19)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0～264页。

⑩ 当代中国法理学专业化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赵汀阳教授指出：无立场地看问题就是从X看X的要求(老子原则)，并且从X的系统底牌看X的限度(元观念分析)，最后超越对任何观点的固执，直面问题本身。

而这一面恰恰是提供意义和反思的源泉，是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根基，是中国主体性形成的根基。但是，即便从苏力教授推崇的历史经验、文史传统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个完整的整体，为何仅仅讨论家国天下及相应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制度，而忽略修身这一维度？这种忽略使其没能注意到，在从农耕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转换过程中发生的由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科学世界观的转换(46)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个体性及个体反思性的发生、形成。

这可看作自上而下的标准。这是一种存在论、超越论意义上的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如若人们选用‘主体这个名称来表示我们自身向来所是并且作为‘此在来理解的那个存在者，那么，这就是说：超越标志着主体的本质，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得以形成。实际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基于多数决的权力运行过程可看作这种沟通与商谈之流的暂时结束。

(67)这些价值是各自担纲者认为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般也是值得尊重、呵护、宽容的，事关中国与世界未来的意义之源、团结之源。科学技术的应用要追求前者而避免后者，就需要民主、美德等广泛的社会条件。

也可能是弱意义上假定的，即多元价值经充分对话与商谈后人们实际上没有达成共识。(68)但与美国法学家德沃金认为这种解释是由赫拉克勒斯式的法官以独白的方式进行的(69)不同，本文主张这种解释是由包括法官、法学家等法律人在内的所有相关的公民，在以宪法为核心、以实证法为主的各种法律形式构成的法律体系指引下，在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里行使公共自主，对理性进行公共运用。

(一)发展中国的法律形式 关于法律的形式性，法国哲学家卢梭强调了普遍性，他声称：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表达这种主体性的中国法理学，也必然有中国特色。